行走在黄河源头：亚洲水塔快成亚洲沙漠了

                       


2018年5月，我们进入青海玛多县，该县平均海拔在4300米以上。车窗外是连绵的雪山，我们乘坐的越野车由杨勇驾驶，他是一位中国独立地质学家和环保人士。在过去30余年中，杨勇持续对青藏高原中国的主要河流水源进行监察。本次拍摄，我跟他一同前往位于玛多县的黄河源区域，进行回访考察和监测。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m，冰川存储量世界第三，仅次于南极和北极，被科学家称为“第三极”，在气候问题上有着重要地位。它调控着亚洲的气候系统、季风降雨，掌控着远至地中海的西风。同时，青藏高原的湖泊、冰川和湿地对于下游14亿亚洲民众来说是重要的水源储备。和北极一样，在过去的50年时间，青藏高原正经历着比其它地方更快速的变暖。我国有46000多条冰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其中大部分都正经历着消融退缩，加上高山草地、植被、湿地和永冻层的退化，将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生态环境安全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杨勇说他的目标是在青藏高原上收集科学数据，以便更好地探究如何最有效地保护和发展三江源地区――中国三大主要河流的源头：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于2000年，其成立之初是为了应对黄河断流：在长达几十年的过度使用和污染后，90年代末，黄河断流数月未能流入大海，引起了全国警醒。



杨勇一路上心事重重，他行驶很长一段路程后，下车抽根烟略作休息。杨勇是一位知名的民间科考探险家，创办了横断山研究会。他将实地考察视为其机构工作的基础――无论是给政府谏言，还是在国际会议中分享讨论都以此为前提。他还是那场惊动世界的1986年长江漂流运动亲历者之一，那次漂流中，有11人遇难。《中国国家地理》在一期文章中如此介绍杨勇：“在长漂结束之后，杨勇从未远离江河，他用古典的科考探险家精神、以漂流＋徒步的方式，反复考察中国西部的河流生态状况。30年间，他亲历了江河激流险滩的消失、水利大开发中人类与自然关系裂变的残酷场景。江河成就了他的生命，他也愿用生命去成就江河。”他说“我们（对这个区域）知之甚少，与之同时，大众都很关心这个地区，关切它和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关键聚焦在我们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地区，而我不可能考察完青藏高原的每一个角落。现在（随着年岁递增），留给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青海内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我们开车经过草原上放牧的牦牛。黄河从上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出现季节性断流，1997年断流达200多天，为历时最长的断流。为了应对生态环境恶化，政府批准建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远处，乌云正压近玛多县，杨勇和考察队刚吃过午餐，他们在县里补给了汽油和食物。玛多县海拔4300米，属高原气候，冬季漫长干冷，夏季短暂多雨。其年降雨量仅有322毫米，而四分之三的降雨量都集中在6月到9月。



我们在海拔4000m以上的高原上看到的雨云。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的一部分，其储备丰富的冰层和冻土是亚洲7条最重要的河流的水源。



考察队正沿着沙漠边缘实地考察，他们身旁是冰冻的黄河支流东曲和查岔曲，对岸是草地。卫星图像显示，自2012年开始，玛多县新形成了零星分布的退化土地，此后，这些荒漠化的土地不断连接成更大片的荒漠。该县面积约为25,000平方公里，是最靠近黄河源头的区域，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荒漠化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35％。



杨勇和他的考察团队跋涉在沙丘上留下了足迹。据2015年中国科学院（CAS）的一份报告，仅在玛多一县，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就有2,745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沙漠。



杨勇和他的考察团队跋涉在沙丘上留下了足迹。据2015年中国科学院（CAS）的一份报告，仅在玛多一县，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就有2,745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沙漠。



杨勇正带领团队穿过玛多县的一片沙漠边缘。杨勇说，这是他自2009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这个位于玛多县东边的观测点，他曾经在路上远远地用双筒望远镜看见了沙丘。但是当他试图从公路上驾驶到观测点的时候，汽车被困湿地。



在寻找驻扎地的途中，我们的车辆陷入柔软的沙漠中。我们位于一个无名沙漠的边缘，该沙漠近几年才连接成一片，在4000m以上的海拔高度形成这样的沙漠并不多见。车上的人员全部下车，行李也被取出。幸运的是，通过考察队另外一辆车的协助，以及挖沙和清障等一系列的工作后，我们的越野车终于摆脱了困境。



杨勇正在研究黄河支流里格措河的手机地图和卫星图像。



羊群正在退化为沙漠的草地上吃草。过度放牧被认为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人类的活动也加速了青藏高原的荒漠化。曾经亚洲主要的水源地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世界上主要的沙源地。



杨勇站在一个正在堆积扩大的星月型沙丘顶部观测。他所处的位置是沙漠的边缘，他脚下的沙丘曾经是草地。



前方一阵狂风正吹过沙丘。在照片前景处，一丛丛裸露的根茎标志着草地和沙漠的边界。中国北方的荒漠化可按比例归因于以下因素：过度耕种占23.3％；过度放牧占29.4％；过度樵柴占32.4％；水资源利用不当占8.6％；工业交通建设所形成的荒漠化占0.8％（包括矿山，城市发展项目和通讯网络），其余的5.5％来自风和沙丘。



当地藏族牧民好奇地看我们的考察露营地。



在我们前往东曲营地的途中，沙漠中的雨云不断逼近。远处星星点点的白色是在草原边缘栖息活动的动物。本次考察杨勇从老家四川出发，同行的有：杨红兵，考察队厨师兼副驾驶；卢云，无人机操作员；魏延伟，学徒兼助理，记录杨勇的考察结果；汪茜，负责此次考察物资、设备和预算。



晚饭通常由杨勇和他弟弟杨红兵掌厨。



杨勇和团队正站在里格措河附近退化草场的边缘。



杨勇正在和当地牧人在卫星地图上确认定位。杨勇说：“尽管卫星影像已经明白记录了这片海拔4000m以上土地的荒漠化，但这样高的海拔形成连片沙漠很少见”。他是少有的长期对这些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观察其变化的人，“几乎没有针对这些新形成沙漠进行的考察或研究。”



杨勇在前往下一个考察点的途中翻看手机中自己的定位。



杨勇、汪茜和卢云正拿着地图讨论第二天的考察行程。



在岗纳格玛措湖和日格措湖旁边的营地，当地的藏人正在和杨勇交流，他们邀请杨勇一行去牧场喝茶，杨勇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和变化。他们所站立的地面有明显的草地脱水裂块，部分冻融的地面已经融化并坍塌。这使肥沃的土壤薄层暴露给强风和挖洞的动物（如野兔和鼠兔），进一步导致退化和最终的荒漠化。科学家认为，高山草原的荒漠化正在加速气候变化。



藏族牧民正走过江岗那格措湖和日格措湖之间的草场。“这些草地看起来是绿色、健康的，但是草场间的裂块土坎是荒漠化开端的标识”，杨勇解释。



岗纳格玛措湖和日格措湖都是黄河源区的水源涵养地。 从鸟瞰图看，草原表层的破裂是永久冻土融化的迹象，它导致支撑草原的冻土结构坍塌。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地，地表吸收水分的能力会降低，并且更有可能辐射热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5年的报告，青藏高原的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温度将继续进一步升高4.6摄氏度。



杨勇正在和队员考察草场。远处，大片高山草甸的破碎，这一特征是永冻土层融化的迹象。



图为阿尼玛卿冰川。杨勇指出，黄河源头泥炭层含量高，地势平缓，因此流速不快。在2018年5月的这次探险之时，他发现黄河曾经源头湖泊和支流不再向黄河供水。杨勇担心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天将可能不再是黄河源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游300公里处的阿尼玛卿山脉冰川将成为其主要水源。在短期内，由于气候变化和冰川退缩，阿尼玛卿冰川和融雪会使黄河的流量增加六倍。长期来看，冰川融水径流的增加并不可持续，当冰川融水达到峰值(PEAKWATER)后 ，剩余的冰川容量将不能维持径流的增加，冰川融水将急剧减少，冰川下游的人类生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风险。



黄河蜿蜒穿过青藏高原最近形成的海拔4000米以上沙漠的边缘，对于如此高海拔的沙漠来说，在全球范围内通常很少发生，2018年。



随着清晨雾气弥漫，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显示出荒漠化的迹象，荒漠化正在高原上蔓延，2018年。高原湿地依赖于冻土，夏季冰川融水为湿地提供水源，而终年的冻土层阻止水渗入土壤深处，以此维护湿地生态平衡。在青藏高原的某些地方，永久冻土的退缩加速了草场退化和荒漠化。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草地,2018年。高原生态的脆弱性源于其高海拔带来的寒冷和干燥气候，这种气候大大降低了植被的生长速度，当植物被破坏后，要恢复会很慢或几乎不可能。相关研究表明，过度放牧以及不当利用的耕种是造成这一脆弱地区荒漠化的主要人类活动之一。气候变化，加速了这一过程。温度升高加速了冰冻的土壤融化，使其失去结构支撑，进而促进风沙化的扩大。自1970年代以来，由于对经济增长的需求增加，牲畜总数迅速增加，超过了草原的理论承载力。这似乎是导致该地区更易遭受荒漠化影响的关键人类活动。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2018年。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4300m的沙丘包围的湖边，有牦牛正在吃草。在全球范围内，在如此高的海拔上荒漠化的情况很少见，但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普遍。松散、干燥的表面沉积物和强风是造成荒漠化的直接因素，全球变暖和人类密集活动引起的周期性干旱加剧了荒漠化。



青海玛多县境内新修建的一条公路，海拔4300m，2018年。



阿尼玛卿冰川，青海，2018年。



青海玛沁县，2018年。青藏高原覆盖了整个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省的部分地区，绵延965,000平方英里，面积大于阿拉斯加州、德克萨斯州和内华达州的总和。研究表明，高原及其敏感的生态环境可以更好地承载分散的人口，而不是集中在城镇和城市等高密度城市地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0年的总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26.7％。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草地，2018年。当永久冻土融化（常年冻结的土壤层支撑着高原的三分之二，并提供必要的碳和水的储存），失去冻土的支撑结构时，会导致草原部分塌陷。尽管这一过程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夏季将水注入脆弱的表面生态系统中，但随着温度的迅速升高，这种循环已经加剧。过去30年来，一直在该地区进行研究的地质学家杨勇指出，这些草场间的裂块土坎是早期荒漠化的标志，这些塌陷的部分暴露出柔软的土壤，然后被野兔挖空，从而使更多的疏松土壤被风吹走。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湿地，2018年。



刘家峡水库，甘肃，2018年。中华文明的命运和河流紧密相关，河流带来了农业文明，也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多次毁灭性的洪灾。自灌溉技术在中国古代得到全面发展，河流管理（古代称“水政”）被指定为重要的治理职能，并且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之前，中国有不超过40个小型水坝以及少数大型水库。到1985年，由国家组织的电力、灌溉和防洪调控已建造了7万余座水坝和8万余座水库，其中有近300座大型水力发电大坝，340座大型水库。随修建大坝而来的是约2300万的移民。当前，中国拥有的大坝总数超过了87000个，是全世界修建大坝最多的国家。



刘家峡水电站大坝，甘肃，2018年。刘家峡水电站位于中国甘肃省永靖县境内黄河干流上，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中国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大型水电工程，1975年建成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曾被誉为“黄河明珠”。它的主要目的是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160MV(兆瓦)；此外，它还用于防洪，灌溉和防冰冻洪水等。刘家峡水电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虽然不一定对水库所在的永靖县乡村有发展推动。同时，水库也淹没了7,881公顷农田，带来43,829名移民。



远处是刘家峡大坝的停车场，甘肃，2018年。水库外的干旱环境与水库内翠绿峡谷形成鲜明对比。刘家峡大坝在201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现在被打造为旅游胜地。



一条供水管道穿过干旱的土地将龙羊峡水库的水输送到附近城市，龙羊峡是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人称黄河“龙头”电站，2018年。2013年，中国水利部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公报显示，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仅有2.3万条，比此前长期沿用的5万多条的统计减少了一多半。目前，中国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有22909条，而过去这一统计为50000多条。其中，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和黄河的水位都在下降。



通往刘家峡水电站的公路，2018年。一条道路穿过一片干燥的土地，朝着刘家峡水库的翠绿峡谷延伸。这种淡黄色的景象是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典型代表，其土壤特别容易受到风和水的侵蚀。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风沙危害严重的国家。全国有荒漠化土地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沙化土地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2017年，中国主办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COP-13，这是第一次关于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重大全球性事件。113个国家同意制定具有明确指标的具体目标，以恢复更多的土地并逆转退化，目前这影响了世界1/3以上的土地资源。



甘肃永靖的梯田，2018年。中国以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1/5的人口，其中65％的农业位于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干旱地区。黄土高原是该地区的一部分，面积相当于法国那么大，其土壤肥沃且易于耕种，这一特征使其成为了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它也容易受到风和水的侵蚀。几个世纪的利用不善导致黄河两岸土地退化和黄河泥沙负荷过重。黄土高原地区估计有2/3以上受到土壤侵蚀的影响。迄今为止，农业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用水户，约占其总用水量的80％。此外，灌溉在中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使华北平原等主要粮食产区的作物产量显着提高。



青海贵德县的新公路和草地，2018年。贵德县海拔2200m，是青海省海拔最低的县之一。该县位于李家峡水库附近，该地区以其农产品闻名。在像青藏高原这样偏远的地区，水力发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大坝产生了电力，带来了农业利益，灌溉在扩大干旱地区的耕地面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世界水坝委员会(WCD)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大型水坝会对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破坏。



青海贵德县的植被，2018年。狭窄的道路是工人用小型三轮车驶入小山、种植树苗的道路。多年来，中国实施了各种造林计划以防止荒漠化。这些计划将持续到2050年，尽管种植更多树木将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但也将加重水资源危机，因为更多的树木需要获取更多的水。在这些具有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的生态敏感地区，人口增加是荒漠化过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人口增长导致的经济活动扩张给本已陷入困境的生态增加了更多环境压力。



青海的新公路和草地，2018年。2000年，在中国政府意识到生态环境危机后，建立了在中国青藏高原上绵延15.23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和经济的快速增长，高原地区也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利用。青海木里煤田的资源储量为35亿吨，占全省总探明资源储量的70%以上。随着道路建设项目穿越高原，运送物资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变了景观。



黄河，甘肃段，2018年。 在平坦山顶上的一个农业村落，农业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用水户。



贵德县的公路和绿地，青海，2018年。与干旱的黄土土地相映衬的是绿色的农业城镇，这些郁郁葱葱的绿洲，由巨大的水库支撑。该地区以其农产品闻名，同时也是一个生态旅游胜地。



通向兰州工业区的高速路，2018年。



甘肃兰州的道路建设和汽车厂，2018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重工业、耗水量大的农业和城市化的压力都让河流的负担越来越重。不断发展的城市需要更多的电力，这意味着燃烧更多的煤炭。同时，城市居民的用水量是农村居民的五倍。



雾霾下的兰州工业区，2018年。我旅程的最后一站在兰州，兰州是这条历史悠久的河流上的第一个大城市。在历史上，兰州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1949年以来，这座城市已从一个贫困省的首府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中心：它是重要的石化枢纽，也是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到更远的下游，黄河变成了标志性的黄色，这是高泥沙含量的标志。我的作品尝试去探究那些不常被影像记录、但十分重要的因素。通过探索黄河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中国作为主要经济力量的崛起，我探寻的是过去和现在的诗意共鸣。我找寻的不仅是柔和之美，同时也是景观中难以察觉的变迁的阵痛。这些自然又含糊不定的景观，和黄河的历史、经济、科学的叙事创造出的矛盾让我深感兴趣。我希望这些影像，能够将公众和日常生活之外、很难被看到、但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