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名留学生被清退 中国大学生别“幸灾乐祸”

                       


近日，中国双一流高校武汉大学清退92名国际学生一事，曝光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7日中国官媒新华社从该校进一步获悉，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清理过一批留学生，加上这次今年共清退的留学生181人，涉及十多个国家，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还有进修生。

武汉大学大规模清退留学生一举，收获了中国网民近乎一边倒的叫好：“干得漂亮！”。如果仅仅将围观者的叫好，理解为对他人遭遇不幸时表现出的“幸灾乐祸”，委实忽略了叫好者所了解、甚至面对的不公平客观现实：公众对中外有别的教育资源分配现象已经忍很久了。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备受中国公众诟病。在1978年后来华留学生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最初中国出于外交政策等因素的考虑，释放出一系列鼓励各地方高校招收留学生的政策导向。

比如2010年出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中国高校招收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随后出台的《留学中国计划》补充了该目标应达到的数量“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因此出现中国不少高校通过提供高于国内学生的规格待遇，以招收国际留学生的现象。

“超国民待遇”体现在对留学生管理搞“双重标准”，例如一些高校在学业管理上给与留学生降低录取门槛的优待，像2017年开始，清华大学录取本科留学生开始实行“申请审核”的方式，即外籍学生想就读清华大学只需“报”而不用“考”，此举也同样发生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名校中。

此外，在生活上给与留学生的优待，也同样是国内大学生望尘莫及的。比如山东财经大学“让本国学生为留学生腾宿舍”事件，山东大学“为留学生配学伴”事件，吉林大学为留学生提供“叫醒”等保姆式服务。这些举措也曾被公众鄙夷为“取媚”留学生的媚外操作。

相对于上述各高校给与留学生各种超国民待遇，武汉大学清退数百名留学生一举，无疑是个反例，也向公众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名校教育学生的底线，不会因为留学生的国籍而改变，在规则面前应该一视同仁，违反者只能卷铺盖走人。此举也在某种程度上抚慰了长期郁积于公众心中的不公平感，尤其对那些长期以来被区别对待的中国大学生来说，此举无疑令人大快人心。但中国大学生在为此举叫好的同时，也需要以此为鉴、担心一下自己。

因为既然对留学生的惩罚是在传递“规则面前一视同仁”的信号，那么就说明这种惩罚并不是仅仅针对留学生的，而是面向所有违反它的人。武汉大学国际学院招生办副主任莫怡文告诉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那些留学生之所以被清退，有的是因为未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有的是因为违反校级，还有的则是因为不按规定缴纳学费。而留学生身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身上，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快乐大学”之缩影。

所谓“快乐大学”是形容中国相当一部分大学本科生活太过轻松，轻松到什么程度？比起搞学术研究来，逃课、恋爱、打游戏等不学无术的操作，似乎更像是很多大学生的主业，而这些所谓的主业并不会耽误大学生毕业，不是因为大学生天赋异禀，而是多亏了高等教育普遍存在宽松的“出关口”。

有人说高等教育宽松的“出关口”，源于高校行政化。鉴于毕业率作为考察学校办学效果的参考数据，导致不少高校为了拿到可观的行政拨款，将本科教育毕业门槛设置得很低来提高毕业率，所以学生平时不需要太辛苦，甚至靠考前突击就能应付“水课”科目的考试；即便遭遇考试挂科，也并不会耽误大学生们毕业，因为还有难度更低的措施来补救，诸如“补考”、“重修”、“清考”、“延期毕业”等……总有一款能助成绩差的大学生们毕业。

事实证明“快乐大学”的欢娱只是短暂的，“宽出”教育模式下毕业的混子大学生们，在面对无法蒙混过关的难题时，才发出“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慨。好在近些年中国教育部已经意识到“快乐大学”的问题，多次发声表明要通过扎紧高校“毕业出口关”，以提升学生质量路线的决心。

此次武汉大学大规模清退留学生一举，正是实现上述决心的具体举措。清退也并非孤例，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清退潮逐渐席卷中国各大高校，今年年初翟天临学位事件，更是为清退潮进一步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股洪流中谁能明哲保身，不取决于国籍，而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取决于高校教育全方位的转型升级，而清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是起点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