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不一定合理

2009-11-26

来源：光明网

 

 

每一时代都有其流行、有其习以为常的思考习惯，当此习惯成为自然，大家都认为必定如此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我们错误的根源。因此针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视为当然”的思考做一反省，以此作为来日思考的依据，是绝对有必要的。

 

“理”的不讲理和“有理”取闹

 

　　我们摆脱了上帝给我们的限制，摆脱了自然界给我们的限制，可是却把自己推到别人自由发明创造出来的理论中受其限制，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今天谈某一件事时，动不动就是美国式、英国式、德国式，好像除了这些“式”外，我们统统都不可以是，所以形成自己的“式”就不对，只要我们的情况跟人家不同，就值得检讨了，此种强制的力量非常可怕。他说要拿出一套，而这一套是别人已经做过的那一套，那一套就一定是对的。此思想本身的强制意味，远比神权、君权还要厉害，这是假借理性之名说出来的，强调“我有理”、有“张三告诉我的理”、“李四告诉我的理”。

　　根据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科技精神为“人类智能的自由发明”。这是科学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是用纯粹的思想去攫住实在，是爱因斯坦在1931年演讲时特别提到的。我把爱因斯坦的话作为演讲依据，大家就能接受。那还不是他的发明？还不是我必须要以他为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自由”发明，可是我的“自由”前提已被限制了，在后面发挥的一大堆自由，还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这种自由仍然不是自由。

　　由于这个原因，人类智能发展出来的思想理论就产生某种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又可进一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被认为是当然的，电脑的程序被认为是当然的，所以当电脑与人脑在算术中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人家一定相信电脑，而不相信人脑，为什么？因为有强制性在里面。

　　专家告诉我们房间的规格是三房一厅、厕所在中间，你会认为很理想，当你觉得不太好时，旁人会笑你根本赶不上时髦，连时代潮流的思想都不知道。所以提出很多理由作为证据时，就变成非如此不可，这份强制性造成机械式的操作，残酷地抹杀了生命的自主性。五个手指拿出来都不一样，哪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哪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与环境？怎么可以一套理论就全部必然如此，非如此不可？我们应该注意生命的自主性，亦即重视自然的环境，重视自然的生命。

　　比如台湾的基隆河应不应该截弯取直？专家会拿各地方的河来比较，但是人家的河跟基隆河不同，他们有没有基隆河的习性：台风一来就暴涨，台风一过就干涸见底？如果习性不同，怎能相提并论呢？拿出许多理论模式，作为强制性的理由，要求别人必须如此，这种情况完全疏忽了环境中的变化性和自主性，如此情况下虽然有理，却不见得合乎实际。

　　正因为这份强制性，带来了“理直气壮”，气壮之后就变成“当仁不让”，所以“不仁厚，不宽容”就变成“必然”。“你不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不讲理”、“你不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不尊重道理”，因为我就是那个“理”，假如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理”时，气不会太足。气不足，许多暴动式的行为就不会发生。在理亏之下，没有人还会勇往直前。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可是忘了反省这个“理”本身到底是否真正合乎客观事实，这一点是在科学的精神慢慢形成强制之后造成的。

　　举例来说，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当时整个世界的社会环境条件都不太好，所以那时采取强制性的生产，强调增加生产。近些年来，新的经济学理论则是强制性消费，美其名曰“消费意识抬头”。过去没有人消费吗？那生产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不是到今天才有人消费，“消费意识抬头”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消费，非消费不可。事实上，有很多生活中的现实，逼迫你非消费不可。

　　像我最近买了一台美国产的洗衣机，厂商告诉我买此型洗衣机，一定要买美国的洗衣粉，令我纳闷不已。他说，台湾地区的洗衣粉是高泡沫，低效能(当时尚未生产这类洗衣粉)，美国的洗衣粉则是低泡沫，高效能。我说泡沫高低没啥关系，有泡沫比较好看。他说这种洗衣机脱水是从四方脱水，所以泡沫过多会冒出来，因此一定要低泡沫、高效能的洗衣粉才行。如此强迫非买他的洗衣粉不可，要不然就不要买这种洗衣机；看在洗衣机的功能不错的份上，就要买附带的洗衣粉。

　　我很生气，又无可奈何，为了省时只好被迫买他的洗衣粉。洗衣粉一包500元台币，真贵。他还说洗衣粉每次有一定用量，一桶大约一个半月要用完，没用完会自动氧化坏掉；人口少想省一点都不行，若家里人口少只有自认倒霉，这就是强迫性消费。

　　强迫是这一系统的基本原则，看起来很理性，实际上它是用理性来强迫你，让你非接受不可；强制性与强迫性，造成了生活上“不仁厚、不宽容”的缺点。

　　想要用思想去抓住实在，抓得不好则是思想曲解了实在，最后变成用思想来强制实在。在人的思想系统中，觉得这样有理，所以实际的情形，就必须照着人思想里设定的秩序，按部就班地发展。因此，思想强制了实在，扼杀了实在本身自然的发展，这是在科学状况下所产生的第二种情况。

　　由于曲解实在，由于进一步强制实在，到最后的扼杀实在，造成否定实在的结果，所以今天的人，常常对人生觉得无望，对自己的环境觉得不满意，对自己所遭遇的许多客观的事实有太多的不满，永远用自己的“理”来叙述客观事实这里不对，那里不是，未照我的逻辑系统发展，因而造成否定实在的结果。由于失落了实在，就产生了虚无感，所以我们常感觉人生很虚幻、环境本身是一场空；常让人觉得什么都没有照应该的状况发展，可是“应该”的本身，却是我理性当中的想法，于是一切都被否定，无一可取之处，人活在其中，自己也觉得有种厌恶感。

　　同样一个事实，不同的思想就可以今天肯定你成功，也可以明天肯定你不成功；思想天天在变，那些实际的东西都被视为假的，是跟着思想跑的，毫无意义。所以今天有很多依人诠释的观念，我看这个东西，替它解释，替它当家作主，然后产生的问题是，人家跟我不一样，如此一来就失去标准；标准一旦失去后，恒久性就不存在了；永存性不存在，安全性就没有；有恒性与安全性没有时，人的意义就不见了。所以“无意义一场空”，必然是今天人对人生的一场感觉。实际上，不应用思想来攫住实在，而应让实在本身说话。

　　成功的人觉得无意义，失败的人觉得更无意义，所以大家碰在一起时就是无意义，无力感与无奈感太多了。因此，罗素有句话说：“你即使有再大的成就，最后也要跟宇宙同归于尽。”当然这句话说出来后，人实在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观念。

　　当一个人不自觉地拿着被迫依循的思想理论去观察、评估实在的时候，实在本身，就永远无法彰显出其意义与价值，它永远是被否定的，以此类推，自然环境被否定，我们每一个个人也都被否定。你不要今天很高兴去否定人家，要知道，当你否定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否定你，所以当你以为否定别人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时，你也会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肯定与否定，而别人也永远在否定你，你的价值也不见了。所以这是相对的，不要批评人家批评得很高兴，最后被批评的还是自己。

　　当我们否定天下的时候，第一个被否定的是自己，不是别人。因此在今天这个现代人的文化模式中产生的是，当我要求思想时，我要求它是有理的，所以我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言之成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一个思想理论就可产生；但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的理论，又能维持多久呢？

　　大家都在朝一个方向走，就产生了今天的“怪胎”——多元化的理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也不要否定我，我也不否定你，咱们大家相安无事。实际上这不是相安无事，因为理论之间会相互抵触，有时会互补，之后都不见了。所以类似这样的思想形态，本身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我谈到的所谓以有理为出发点而产生的现代人文化模式。

　　由于这一现代人的文化模式，产生出下列三种情况，颇为有趣：

　　第一种是很多人有理就做，所以天天后悔。我觉得有道理，马上去做，是剑及履及，而且思想之快，做事速度之快，令人惊诧。可是时过境迁之后，“理”一变，昨是今非，昨天做过的今天又后悔。

　　谁不能说出大套“理”来？谁会去做自己认为无理的事？就连杀人犯也认为自己有理才会杀人，否则他认为没有理怎么会去做呢？哪怕你认为再荒唐、再不应该的事情，做的人都认为自己有理，而且他的“理”还可以朗朗上口。学生迟到会说：老师我有理，我有话要说。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那天下“公理”何在？因此，每个人都有“理”，到最后如何去评断是非，岂不是无是非可谈？ 哪一个人会做没有“理”的事情？除非是神智有问题。 假如没有患神经病的话，大概做事都有理，可是这个“理”是否正确，就很难说了。要有理是很简单的事情，还可以找很多人的“理”来支撑我自己的话，以壮声势。这种做法是格外自闭，因为很少有人去检讨：我有理，这个“理”有道理，但是不是就等于它是唯一必然可行的？其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第二种情况，通常“有理”是意见式的有理，所以今天每个人的意见都很多，大人、小孩都有意见。比如说要去旅行有没有意见？所有人都有意见：从交通工具到目的地，到晚上睡觉的时间，每个人都有意见，且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我们要谈我有理时，这个“理”的本身，应该是一个知识，而不能够是意见。

　　意见就是诉诸群众、情绪、习惯、概数、实用性的思想，比如，“我觉得这样做很有用”就是意见，“你看这样有用，反面就不一定有用”，就好像“吃药对治病有用”，可是“吃药对身体会有副作用”；因此所谓的“意见”，若从有利无利、有用无用的角度来看，本身就只是一个“观点”，就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它本身没有超然性、长远性，只有与特定的事和状况有关系才有用，除了特定状况外，就不能用，所以它只是“意见”而已。

　　“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那是“意见”诉诸群众的一个做法，不见得很合适，所以常有人说“曲高和寡”——真正高瞻远瞩的思想，往往附和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当我们看到意见多多的时候，每一个有意见的个人都认为“我有理”。

　　根据调查数据，某电视台的某节目收视率高，有数字做依据，但抽样的标准不客观怎么办？诉诸数据的意见，是会有困扰的。我们常可听到不同的专家提出不同的理论，像过去说人口应该节育了，人过多之后，能吃的粮食相对会越来越少，20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对美国经济做过这样的说明：“假如经济膨胀之后，造成每一位工作者所分配到的钱会越来越少，所以这种情况下，经济不能膨胀。”这是在所有货币永远是这么多的前提下设定的，工作的人越多钱不就稀释掉了吗？每个人得到的钱不就减少了吗？这是一个错误的意见。

　　过了那个时候再想想，会觉得很好笑，原来那是他们为了反对美国通用公司发展所提出的一个理论，这是很滑稽的情形，但他们言之有理，而且坚持如此做，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一般来说，根据数据所造成的一些思想，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危机。像过去人们说，人口不能再膨胀，是因为粮食有限。是否粮食就只能生产出这么多呢？他没有去考虑，同时他更没有考虑到，如实验的白老鼠等动物越来越多时，它们要吃的东西也是粮食呀!那我们为什么又允许呢？人口政策问题，过去强调人口必须控制，矛盾的是，有的人口政策，却提出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要看它人口的多寡。

　　不论是智慧力还是工作力，都以人为单位，人越多，智慧的可能性越高，工作力就越多，在此情况下，人口当然是国家最大的国力来源，人口少国力不可能会强；如此说法，又变成一种新的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意见”。孰是孰非，就看你听谁的。如此一来，岂不是无真理可谈？哪一个是新的就较占便宜，所以每一个人都抢着“后说”，等你都说完了我再说，我就变成新的。

　　所以不是“道理”本身有无道理，而是谁先说谁后说，或是什么人来说；稍微有知名度的人来说，其声势似乎大一点；不知名的人来说，声势弱一点。完全在比较这些东西，那“理”的本身就不彰显，就褪味了。

今天谈“理”反倒变成次要，什么人来说、什么时候谈、在什么地方谈反而变得很重要。这是意见上的问题。造成意见充斥的结果是应世的智慧消失了。今天有很多意见，而哪一个意见最适合我们当前用，可以为我们带来最大的利益，可以为我们带来万世千秋的好处，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在这中间选择，因为缺乏“合理”观念的缘故，唯有“合理”的观念出现，才有应世的智慧出现。

 

讲理≠讲的人多了，便成了理

　　当我们谈“有理”时，往往借重的是强制性，道理的强制性。强制性靠刚才所说的知名度、流行度，也就是说被大众接受的程度，成为他强制性能力高低的基准点。大家都听了，他就有绝对的强制性，所以现在的意见都要通过很多大众传播工具的渠道，希望赢得共鸣；跟我说一样话的人数增加，其结果就是“我说的最对”。实际上，错的话讲一千遍还是错的，即使所有的人都如此说，还是错的。

　　如果“有理”是因为多数人的强制力量在后面推动而变成“有理”的话，就很麻烦了，而今天就是如此。所以在大众传播工具上多说话的人，他的想法就变成“有理”的想法。大多数人认同的想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对的？没有人去探讨。只说这个报纸这样说，那个杂志也这样说，别人也这样引论，那应该是对的；连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如是说，那应该就是这样了。这份强制性的来源，如果是由于意见扩散的结果所造成，将是很可怕的事。今天大众传播工具会位居显要的缘故，正是基于这一理由而来，而这样的结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

　　我认为“讲理”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大家都共同认定的标准，讲理的行为不是“有理可讲”，或者是“我讲得出理”，就叫做“讲理”； “讲理”绝对不是讲出道理，或者是有道理可讲，就算讲理。

　　“讲理”本身应该是讲合理性的“理”，而不是有理性的“理”。如果光是有理性的话，以我们现在教育之发达及现在各种理论之充斥，那每个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提出一大篇的道“理”，再这样容许下去，我们的多元理论必然都存在。而那么多的道理就是要一个做法：像我以前遇到一位农人，他告诉我：这个人告诉我稻子该这么种，那个人又告诉我该那么种，他们都讲得头头是道，但我听不懂，我只要他们告诉我究竟该怎么做。不错，农人要的就是该怎么做，该怎么选择，很多人给他很多理由，但就是不知该怎么用，造成很多困扰。

　　如果根本不知道如何的话，还会照自己的想法做，知道了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怎么做都不对了，因为都有一个“理”来支撑做法，也都有一个“理”来说我做得不对，所以不知何去何从。

　　很多电视广告上说“我有话要说”。注意，你有话要说，有时候可以说，不是说“我有话要说”就是都可以说，而且都该说，而且说了都要照着办，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很多事情，大人与小孩子的不同就在于大人知道可不可以、该不该这么做，而小孩子是不管可不可以该不该的，他想哭的时候不管在哪儿，他就哭了，在喜庆场合他也哭了，在丧事场合他也笑了。不是“有理”就可解释一切。

人类智能的自由发明和以思想来攫住实在，这两个科学模式所带来的结果，造成思维的强制性和以思维否定实在所产生出来的虚无，以至于造成我们生活习惯往往以“有理”为出发点，而造成许多“无理”的行为，这是整个思想模式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在近现代人的文化模式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请“合理”上岗，让“有理”下课

　　如何处理这些必然结果，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求“合理”性的观念，“合理”性的行为。所以我们还是讲理，但要讲“若合符节”之“理”，人与全部宇宙界之间要相契合，不光是像我们今天的科技，把人的秩序性强加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当中，要求它必须照人的思想来发展。

　　比如，今天都市的发展是照人的计划来发展的，所以面对未来要强调所谓的“规划性”与“计划性”。 二者是不一样的，“计划性”是配合现有的状况而产生计划，“规划性”则无视客观现有的状况，完全把自己的构想凌空降在这个环境中，所以“规划性”是很可怕的，“计划性”本身则有一种包容性在其中。因此，“合理”的本身是强调“容他性”的理性。要包容周围的自然环境，包容其他秩序性的存在，把这两种秩序配合得恰到好处，像人与物的配合，人与天的配合，人与人的配合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都注意到，才可能有真正的“合理性”。 在配合现有条件不要制造问题的前提下，做更深的发展。 后者是属于“合理性”的思想，前者是属于“有理性”的思想：根据自己的构想，强调整个规划有其连贯性，凡是碰到与自己不合的就“挡我者死，顺我者生”，如此情况演变下去，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是一个“有理”的态度，而非“合理”的态度。

　　“合理”的态度是依山顺路，而不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子过去”。假如你不顺着我的话，就将你整个客观现象全部否定，然后来符合我，这固然会有绝对的成就感，可是也有相当的后遗症；所以“合理性”应该是我们思想和行为系统中的新标准，而不能再是“有理性”。

　　“若合符节”就是让它“中节”。当我们谈合理的时候，要求其中有着中节之处。当制定一个政策、决定一个行为、思想、观念时，要求这个思想观念不要只是新奇、只是有创造的特色，而要强调在实用之后对人类的影响性，要能长久地维系下去，能达到生生不已的目的，这就叫做“若合符节”。

　　“合理”的本身就是指观念与观念，观念与行动，行动与行动，行动与观念，四者之间能适宜，皆能相互中节，这就是恰到好处，即所谓的“合理性”。

　　当我们思考、行动时，要考虑到我的想法与做法，各方面都要能让大家活得下去。简言之，你要活下去，我也要活下去，连路上的小草也要能活下去，不能因为说我家前面要看起来很干净，所以一大片水泥倒上去让小草长不出来。

　　既让它能活下去，又能达到我的目的，其间的配合，要多用智慧，而不是说“我只会这样做，如果不能解决，我就非这样做不可”，如此就是强制性的“有理”，而不是若合符节式的“合理”。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认知时态度上应有若合符节的心情，在做法上有若合符节的胸怀，现在提供下列三种做法以供参考：

　　第一，观念上要有经权的智慧；第二，方法上要有时行无咎的方法；第三，在心态上要随缘无住。

　　观念上要有经权的智慧，切不可因噎废食，守住经道而不懂得权宜是不好的；只讲究权宜而没有根本之道、不守本也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挫败之后，就什么原则、立场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说因为要有立场，以致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改，这种态度也不对。不要把自己陷入“一刀两半”的困境中，把经与权视做对立的两半，或者取经，或者取权，这都是不对的。

　　事实上，我常开玩笑说，义利之辨，就是两半的标准方法。梁惠王接见孟子时，问他可给予啥好处，孟子反问他又“何必曰利”呢？仿佛义与利是两段的，所以自命清高的人说“我只谈义不谈利”，一般稍微现实的人说“我只谈利不谈义”。

　　其实，义与利之间不见得壁垒分明，也有“有利之义”，也有“正义之利”。如何让两者合并不在于义与利的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去用它。所以讲求方法很重要，亦即时行无咎的方法。

　　要配合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对象，既然要有此配合，就不能关起门来当皇帝，时间、地点都不看，只看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应该敞开门来，把自己放在次要地位，去看时间、看地点、看对象；认清了时间、地点、对象，了解它、尊重它之后，拿自己所有的认知去配合它，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储藏了很多，然后选一个最合适的状况与之配合，而不是“我只有这一套，走到那儿都只行这一套”，形成外界迁就我，而不是我去认识外界的唯我主义者。

　　假如能注意时与行，达到无咎的话，就会尊重时、尊重行，会注意外界的变化，会尊重别人、尊重环境、尊重自然、尊重实在；就会肯定它，肯定它之后，并非销蚀了自己，而是把培育好的经权智慧发挥在其中，成就感会更大；不是拿着自己的一套思想去抹杀一切，所以方法在于时行无咎。

　　理论上要有自己的一套，然而在执行时不能光有自己这一套，要去看现实的环境，很客观、很虚心地去了解环境，然后才会配合得很好。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可毫无主见、没有基础；在执行时，不可只有主见而没有别人，这样两者之间才可有良好的配合。所以在读书与做事时、独处以及与别人配合时，状态都不一样。因此，心态上应是随缘无住。

　　读书时是读书的态度，做事时是做事的态度，情况是不同的，不是从头到尾一个态度，一个原则。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我有理”；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是“我合理”。希望未来的时代，我们在这三种条件配合下，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同时也都有方法，而且心态不会太执著于“我就是对的”，“我代表真理”，“我的理是天下最好的理”。所以我讲理，我只讲我的理，我不讲你的理。最后会演变到你说“你不讲理，因为你不讲我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人都要互相批判。交相非之后必接之以交相伐，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安宁之日了。

　　目前的社会中，批判之声太多，否定之声太多，人与人之间不太和谐，原因就是每个人都自觉有理，而每个人都坚持“你不讲我的理，你就不对”，这种情况非常可怕，也非常不和谐。

如何从“有理”进入“合理”的世界，有赖大家共同的自觉、共同的体认。这是解决争端，走进沟通，相互理解，共存包容的不二法门。

 

　　摘自《一生至少一次的哲学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